原本挾互聯網思維在傳統電視市場攻城略地的智能電視機頂盒終于遭遇多事之夏。隨著廣電部門以組合套路打出一連串雷霆萬鈞的監控重拳，機頂盒突然陷入何去何從的困境。廣電部門最近一記重拳是約談七大互聯網電視牌照機構，要求所有機構嚴格執行原廣電總局第181號文的規定，立即下線境外劇、報備互聯網電視終端及EPG、停止與違規企業的合作。雖然沒有官方信息明確哪家公司是違規企業，但已經受監管利空而股價不振的樂視被這一記整頓拳打得連續跌停，不得不發布澄清并牽手中宣部以提振市場信心。

 

理論上，廣電對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的監管空間無限

 

據說男人最打動女人的只有一個字，買。廣電監管的終極攻略也只有一個字，關。一只靜靜趴在電視機頂的小盒子不斷上頭條，讓人懷疑是否繼承潘多拉盒子的基因。智能電視機頂盒在傳統電視機和互聯網之間跨界，對機頂盒的監管規定也相應復雜。橫掃四方、諸神避退的監管殺手锏第181號文，是2011年原廣電總局辦公廳頒發的全名為廣辦發網字181號《持有互聯網電視牌照機構運營管理要求》的部門規章。廣電部門制定規章屬于授權立法，第181號文內容只有在廣電部門的法定權限內才有法律效力。在網絡監管中享有九陰真經地位的第181號本身是否合法及其曲折的前世今生，待步步分析。

 

所謂互聯網電視機和智能機頂盒都屬于OTTTV，在互聯網信號轉送技術上沒有本質區別，IPTV和互聯網電視與智能機頂盒的實質區別也只在通過互聯網還是電信專網。以上終端都可以用視頻網站節目作為內容來源。181號文前世至少可追溯到《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國務院第292號令）。這部國務院在2000年頒布的行政法規效力高于廣電部門規定的181號文，其第七條明確規定從事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應當向地方電信管理機構或者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申請辦理互聯網信息服務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國務院同年頒布的《電信條例》第三條也規定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對全國電信業實施監督管理，而根據第二條第2款規定，“電信”是指利用有線、無線的電磁系統或者光電系統，傳送、發射或者接收語音、文字、數據、圖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動。

 

可以看出，廣電部門和電信部門對互聯網都有監管權力，兩個部門在互聯網監管上存在一定職能重疊。不過這不能證明廣電部門監管互聯網就離不開電信部門。原廣電總局和信息產業部2007年聯合頒布的第 56 號令《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第三條規定廣電部門是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的行業主管部門，負責監督管理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第七條規定廣電部門負責頒發《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電信部門雖然也作為互聯網行業主管部門但監管職責限于電信職責，所以一般情況下并不涉及內容監管。廣電部門監管互聯網內容最強力的殺器是國務院制定的各部委職責三定方針。依據國發〔2013〕14號文（關于機構設置的通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機構職責包括監管網絡視聽節目、公共視聽載體播放的廣播影視節目，以及監管廣播電視節目傳輸覆蓋、監測和安全播出。

 

根據以上部門聯合發文和國務院規定，廣電部門對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的監管權力有無限想象空間。

 

事實上傳奇式的181號文也不是廣電部門對監管的第一次發文，甚至基本只是對已有規定的重復。除和原信息產業部在2007年共同頒布的第 56 號令外，原廣電總局還在2010年同時推出《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管理規范》和《互聯網電視集成業務管理規范》。181號文提到的“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牌照和“互聯網電視集成業務”牌照，包括互聯網電視集成平臺與互聯網電視機客戶端唯一綁定，以及互聯網電視機統一編號等規定都已經在這兩個規范中加以規定。另一個被談論不多的事實是廣電部門在2011年前長期不認可智能機頂盒產品，比181號文更早3個月頒布的《關于嚴禁通過通過互聯網經機頂盒向電視機終端提供試聽節目服務的通知》就相當嚴厲，如果不是181號文實際取消了這個通知的效力，所有智能機頂盒現在還是違法產品。181號文雖然屬于有權立法，但181號文的內容有不小的問題，實施效果必然存疑。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廣電監管的對象是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而沒有任何載體的限制，理論上所有產品和服務商對廣電而言都是無碼存在的。不論是機頂盒還是互聯網電視，即使是上網的電腦、手機也在廣電射程之內。

 

這里面存在很大問題。

 

1、缺乏定義

 

第一個問題是定義不清、規定不明。181號文第二條“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管理要求”規定，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平臺應當對播放的節目內容具有電視播出版權。既然是版權就應該有版權法依據，然而版權法（著作權法）只規定了以單向對公眾傳播為特點的廣播權和以雙向互動方式對公眾傳播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完全找不到電視播出版權的出處。傳統電視臺使用的廣播權和網站使用的信息網絡傳播權是有實質區別的兩項權利，一個節目的廣播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通常也都是分別許可給不同的使用人。那么，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平臺為滿足181號文的要求到底應該取得哪項權利？

 

除非有無爭議的理解，否則立法必須對概念進行明確定義。國務院《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第二條規定，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是指“制作、編輯、集成并通過互聯網向公眾提供視音頻節目，以及為他人提供上載傳播視聽節目服務的活動”，就是很好的例子。但不論是181號文還是廣電更早的《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管理規范》和《互聯網電視集成業務管理規范》，都只規定了一系列概念卻沒有給出定義。互聯網電視集成平臺、集成機構、集成運營服務、內容服務，這些核心概念都缺乏必要的解釋，當然會影響規定的實施效果。

 

181號文提到互聯網電視集成平臺算由節目集成和播出系統、EPG管理系統、客戶端管理系統、計費系統、DRM數字版權保護系統等主要功能系統完整組成，勉強算從側面介紹了這個概念。不過這種更像質量標準的含糊說法又帶來新的問題，如果沒有計費系統和DRM數字版權保護系統還算集成平臺么？互聯網電視完全有可能采用免費加廣告的商業模式，而DRM則是可以由內容提供方嵌入的。這些問題要讓廣電部門來給答復。

 

2、重復行政審批

 

不論采用DLNA 、Miracast還是Airplay，智能機頂盒和互聯網電視一體機向顯示終端轉送互聯網信號的行為并不是獨立的，而是《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所規定的視頻網站所提供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的一部分。廣電部門既按國務院規定發放“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又自行規定“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和“互聯網電視集成業務”兩項牌照，尤其是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牌照的設置和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明顯重復。同一項資質兩次審批且對已經依法申請和持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的企業以無證名義進行處罰，廣電的立法本身就存在違反立法法和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3、自相矛盾

 

《電信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電信業務經營者在電信服務中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定電信用戶使用其指定的業務。第四十二條規定電信業務經營者在電信業務經營活動中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電信用戶選擇其他電信業務經營者依法開辦的電信服務；181號文規定互聯網電視集成平臺不能與設立在公共互聯網上的網站進行相互鏈接、不能將公共互聯網上的內容直接提供給用戶，并規定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平臺只能接入到總局批準設立的互聯網電視集成平臺上、不能接入非法集成平臺，內容服務平臺不能與設立在公共互聯網上的網站進行相互鏈接。國務院制定的《電信條例》法律效力高于部門立法，181號文和《電信條例》抵觸的部分無效。互聯網電視不能連接網站的規定恐怕會讓未來的學者搖頭。

 

讓娛樂回歸娛樂

 

廣電部門對互聯網電視和機頂盒的嚴格管控，很大程度是把網絡內容監管提高到政治高層所致。有報道稱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主要領導最近在約談互聯網電視牌照機構時明確將互聯網電視管理上升到了國家根本利益的高度，并再次強調綠色、安全、環保是未來互聯網電視發展的高壓線。

 

政治是重要的，不過把互聯網電視泛政治化不免偏頗。視頻網站一直以來就受以廣電部門為主的多部門共同監管，節目的政治風險直接決定能不能保住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僅僅因為網站的內容在電視機上播出并無必要加一道監管，除非承認廣電部門對網站監管存在漏洞。

 

作為受眾，我覺得網絡視頻挺安全。這也許和個人覺悟一般有關，但能接入互聯網電視和智能機頂盒的視頻網站已經有嚴格的自我審查和政府監管，不需要過度擔心安全。沒有新聞牌照的視頻媒體說到底只是娛樂工具，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工具。181號文也提到保障國家文化安全意識，這和一直以來把娛樂和宣傳捆綁、過度強調媒體的輿論陣地功能有關。娛樂不是政治戰場，美利堅最火的政治劇《紙牌屋》看來看去居然都是人家抖家丑，真可以說自我批評不怕辣，互相批評辣不怕，倒是沒見過哪個角色自稱要代表美洲云云。至于181號文所提到保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娛樂節目也未必能套用。比如節目嘉賓一個說房價要漲一個說房價要跌，兩種聲音導向不同怎么辦？選秀導師意見不統一要吵架怎么辦？相親節目男嘉賓看上女嘉賓而女嘉賓又不愿意怎么辦？最好的辦法是隨他們去吧。

 

娛樂就是娛樂也僅僅是娛樂，不必一看到屏幕就想到意識形態。今年4月各視頻網站重金引進的熱門美劇如《生活大爆炸》、《權力的游戲》等紛紛被停播。監管部門向媒體解釋美劇下線是為了保護版權，就在視頻網站只敢壓低聲音否認有版權風險時央視卻放心地翻譯和開播。同樣的劇集在不同屏幕上（或者說不同背景下）受到不同對待，這樣的區別待遇就更不好解釋了。

 

如果愛，請放手

 

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發展。影視是文化產業盈利能力最強、影響力最大的一環，影視傳播的規模和能力直接影響影視行業乃至整個文化產業的發達。需要討論不的是要不要對互聯網電視進行監管，而是通過什么樣的監管手段促使視頻行業和影視文化業良性發展。

 

 

技術迅猛發展對互聯網電視監管的倒逼，是監管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得不說廣電部門主觀分割互聯網和電視終端聯接的監管政策嚴重滯后于技術現實。確切地說電視和電腦的差距不在技術和功能而在于成本，或商業可行性。傳統電視的功能電腦都可以實現，而互聯網電視和電腦的差距很快就會只剩要不要配鍵盤鼠標了。幾年以后當我們只知道互聯網終端而分不清電視和電腦，所謂互聯網電視監管政策何去何從？正巧看到移動互聯網產業聯盟李易猜測聰明的商家會推出50寸甚至70寸可掛客廳的“平板電腦”，這一幕穿越鏡頭的確讓人啼笑皆非。但可以說的是，用傳統手段把互聯網完全監管起來已經是科幻情節。

 

即使不考慮未來，當下對互聯網電視的監管情況也不容樂觀。物聯網的發展使微波爐、洗衣機都在聯網化，又何況電視。

 

ConnectedLife調查顯示，全球平均每人擁有四臺數字終端，多屏時代下傳統電視更遭冷遇。

 

據說26%的香港人晚飯后會打開數字終端，打開電視的只有14%。互聯網思維是一個有些被用濫傾向的大詞，不過對廣電部門來說的確是該多一些互聯網思維的時候了。在互聯網改造一切的當口，不主動擁抱變革就只能等待淘汰。

 

文化產業是以人的創意而不是資本集中為基礎的，對文化產業的推動不能只靠財稅刺激，而要大膽放寬搞活。解放創造力要先解放思想，創造力作為一項關鍵性的軟實力，其持續增長不是可以用錢換來的。創造力的增長有內在規律，文化產業發展和文化本身的發展都需要寬松的政策，減少政府直接干預。韓國政府廢除影片事先審查制代之以可即時在線完成的分級申請制，就被公認為是引發韓國電影騰飛的契機。無論對創作還是傳播，過嚴的管理制度都可能不利文化產業的發展。臺灣就有家長和教師團體投訴并要求禁播《機器貓》（港臺名《哆啦A夢》），據說他們認為大雄、康夫和機器貓是校園幫派的翻版！常見的色情作品審核標準也大多不可靠，黃色更多是見仁見智的主觀判斷，色盲眼里連青菜都是黃的。

 

 

中國走過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功道路，開放是和改革并重的。阿里巴巴的財富咒語是芝麻開門，互聯網用戶不希望看到網絡監管就只留一招關門。借用李克強總理剛剛和企業家代表做的一段非常有意義的對話結尾。

 

董明珠：“總理，我們不要國家產業政策扶持，企業自己競爭就能做好”；

 

劉永行：“我們不需要政府補貼，我們就希望公平”；

 

李克強：“中國人既勤勞，又富有智慧，怎么把勤勞和智慧的潛力都釋放出來？政府必須要給企業松綁，要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政府要把該做的做起來，把該放的放掉，讓市場充分競爭、公平競爭。”